理论研究

　　广州市自5月1日起，社会组织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这场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或许影响深远，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成功的关键是要全面认识民间组织的贡献，让民间组织在政治上彻底脱敏。

　　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又称为NGO——非政府组织，该名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的文件中，当时NGO系指所有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在内。后来才把NGO特指无需纳税的非营利组织（NPO），与需要纳税的企业区别开来，随着NGO一词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词义日趋狭义化，几乎成为慈善组织的同义词。不过就其本意，民间组织的内涵非常丰富，小到家庭，大到学校、寺庙，这些耳熟能详的社会组织既非政府，亦非营利机构，都可以看作民间组织。

　　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组织和企业同是政治敏感事物，但是之后企业几乎完全脱敏，民间组织滞后30年才刚刚走出敏感地带，境遇差别如此之大，值得深思。按照正统理论，企业应当比民间组织更敏感才对，NGO不以营利为目的，故不存在剥削嫌疑。宪法没有条文规定私人有权办企业，第35条却明文规定国民享有结社自由，民间组织是宪法35条的具体落实，可见民间组织书面政治待遇高于企业，但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原因何在？

　　NGO一不纳税二不行贿，这是最直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全能型政府思想，将政府之外的组织形式统统当成政府的竞争对手，甚至威胁。“文革”期间连家庭都成了革命对象，就是激进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

　　“文革”之后企业得以脱敏，主要是国民经济濒临破产，民营企业的效率有目共睹，民营企业逐以“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名义取得合法身份。那时候国家最缺钱，所以最能理解逐利动机；对非营利的动机理解上的障碍继续存在，所以对非营利组织的怀疑和警惕保持下来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是30年。

　　现在继续澄清对民间组织的误解，仍有必要。最大的误解是把民间组织当成社会稳定的威胁，其实恰好相反，民间组织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健康的社会中，民间组织对社会稳定的贡献丝毫不输于政府。

　　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博弈天然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博弈不可避免，为缓冲博弈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现代国家在政制上作了各种安排。以美国为例，众议员两年一任，总统四年一任，参议员六年一任，任期错开就是减缓选举政治对社会的冲击。尤其是联邦大法官实行终身制，令联邦法院摆脱政治纷争，在政府体制内部扮演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至于政府之外的安排，就是把众多公共服务职能交由各类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全美国NGO雇员约占就业人口11%，政府雇员为7%，社会组织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从就业人口比例可见一斑。

　　中美文化差异较大，再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独立之后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属于全能型强势政府，但是新加坡的民间社团同样很发达，几乎每条街上都能看到同乡会、姓氏宗亲会和宗教社团的招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很多华人传统社团历史比政府还要悠久，跨越了英国殖民地时代和日剧时代。李光耀家族属于广东梅州大埔籍客家人，李家移民较早，英化比较彻底，独立后的新加坡官方一度歧视华语教育，故李家不但不被占华人比例过半的福建人认同，客家人的嘉应州同乡会对其也颇有怨言，但是华人传统社团并未因此而遭政府取缔。

　　反观中国，一些传统色彩浓厚的民间组织比慈善公益组织遭受的打压还要严重，得不到官方信任。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无公开合法的民间组织颠覆国家政权的先例。天地会、同盟会那是从成立伊始就开宗明义地反政府，从未获得过合法地位，这跟我们所说的民间组织不是一回事，民间组织是指有效法律之下运作的组织。组织隐瞒立场比个人隐瞒立场困难多了，所以对民间组织的疑虑没有必要，慎用阴谋论和有罪推论。

　　人是社会动物，社交生活越丰富，反社会倾向便越微弱。《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简单两句话就将私生活与公共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说得明明白白。民间组织是人们自由结社的结果，也是寄放良心的处所。人们心有所寄，身有所安，社会自然稳定。

　　随着社会发展壮大，政府日渐感到肩上责任之沉重。事业单位改革已经启动，可望转型为社会组织。长远来看，很多政府职能部门也应该转型。精简政府职能，不但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由于弱化了社会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 摘自《时代周报》201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