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3年，建设教育强国成为教育工作最强音。本刊编辑部对本年度重要学术报刊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并充分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形成教育研究十大前沿与热点主题。主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推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走好人才培养的中国道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系统思维与协同推进，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形态，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等重要方面。教育研究紧扣理论前沿和时代命题，以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贡献知识与智慧。
关键词：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教育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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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建设教育强国成为教育工作最强音。这一年，教育系统全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自觉把教育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教育支撑、引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日益突出，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教育研究紧扣时代命题，以丰硕的研究成果服务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2023年，专家学者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最新成果的学术建构和学理阐释。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境界，创新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论。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的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立德树人“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的核心要义，贯穿“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有学者认为，教育强国与经济社会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需要通过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实现人口整体技能水平和高技能人口占比的“双提升”。有学者认为，应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聚焦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强教师队伍培养等为路径，推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有研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进一步明确基础教育的战略定位、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创新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创新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人的现代化，关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聚焦于价值观念、精神文明、创造力、责任担当意识等方面的人的现代性增长核心坐标，自始至终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程，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更是其本质要求。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扣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核心议题，深刻回应教育现实问题。关于教育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研究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高质量教育公平是东中西部及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公平。针对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有学者认为，应优化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着力于破解当前城乡差异大、“中部塌陷”等现象，持续关注教育优质均衡，进一步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
关于家庭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以“社会”、“民族”、“国家”等概念为高频词，以乡村振兴、精神引领、治国理政、社会文明等为主题，应从国之大者的战略高度加以理解和实施新时代家庭教育。
关于教育体系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战略定位，为拓展人才发展多元渠道提供了理论支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职业教育价值目标的认知，创新了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的思路，创造性地回答“怎样办职业教育”以及“怎样给职业教育提供支持”等事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指导新时代教育改革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
文化育人，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延伸发展的重要成果。文化的落脚点在于以文化人。研究认为，应深入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着力提升学生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崇尚劳动，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劳动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有研究指出，我国劳动教育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在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构建独立育人体系、创造丰富育人实践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尊师重教，造就富有教育家精神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有学者认为，要以坚守使命担当、加强师德引领、勇于躬耕实践来增强教育家精神培育的道德感召力、价值引领力和实践驱动力。
二、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五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研究者围绕教育强国的内涵、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以及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与方向等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
（一）教育强国的内涵与特征
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强国的本质内涵与核心特征。有研究认为，能够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教育强国，是指教育公平、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等综合实力具有突出地位和世界影响的国家，具体表现为全过程的教育公平、高质量的教育水平、适切性的服务能力和可持续的发展潜力等四方面内在要求。也有研究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教育强国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的学习型社会等，是否建设成功可以从内部和外部来衡量，体现为国内教育现代化水平和国际教育竞争力等要素。还有研究对教育强国的概念进行梳理后指出，教育强国既包含了“教育强的国家”，也包含了“通过教育使国家强盛”，这两层意思具有统一性。本质上是教育自身强与教育功能强的统一，重要的支撑是教育条件强，最终的结果是在各种国际比较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力。此外，还有研究认为，教育强国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维度：教育系统自身强、教育服务贡献大、人民满意度高和世界认可度高。
（二）构建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有可测评的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有研究依据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从教育公平、质量水平、服务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等四个方面建构了教育强国评价维度。其中，教育公平、质量水平、服务能力三个维度参与教育强国综合指数的测算，反映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综合实力。而可持续发展潜力维度考察国家对教育的保障水平情况。有研究认为，教育强国要在教育综合实力、培养能力、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这几个方面具有突出地位和强大影响。也有研究认为，国际比较强、教育贡献大、教育质量高、教育结构优、教育保障足、教育治理活等方面构成教育强国的主要维度。一个国家是不是教育强国，可以从这些方面予以综合评价。也有研究认为，教育强国的评价维度主要包括教育水平、教育质量、教育服务和教育保障等综合实力指标。还有研究从规模、质量、制度三维框架，基于强制性、引导性、能力建设性指标划分原则， 分别从自身强、支撑强、认同强的类别，建构本体指标、价值指标、认同指标， 形成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监测指标体系。
（三）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了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要遵循的方法论。因此，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目标，必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把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把人口红利转型为人才红利作为教育强国的核心使命，以教育强国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把推进多样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增强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丰富性，迸发教育的创新创造活力；要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作为教育变革核心目标，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教育公平，面向数字时代变革教育内容和模式，应对人工智能对教育的颠覆性影响，从国家战略高度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开辟发展新赛道，抢占国际竞争新高地；要加强普职融通，其内涵及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意义，是经得起考验的；要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这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基础性工作，更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命题的阐发及科教兴国战略的专章论述，进一步突出了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性和时代紧迫性。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探索不断深入，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成为重要焦点，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推进中的难点问题、关键主题也逐渐凸显。
（一）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战略目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前提，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的阐释与建构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标识。有研究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延伸，是中国社会独特的“跨越式发展”。在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由面向“四个现代化”到走向中国特色现代化，这种逻辑的最为鲜明表达，即中国教育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百年教育实践中独立自主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也有研究认为，百年伟大历史运动中，中国教育现代化逐步完成自身的历史性建构与合法性生成，彰显出鲜明的中国式特点。百年伟大历史进程不是封闭的中国史，也不是脱离中国逻辑的世界史，而是基于中国实践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转化互鉴史，中国教育现代化因而是“既吸收借鉴世界经验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并且成功发展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和先进现代性的中国教育文明。
（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时代坐标与世界意义
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式何以成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还涉及一个坐标系问题，也就是以什么作为认识和把握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参考坐标的问题。显然，仅就教育谈教育或就中国教育谈中国教育，皆难以给出合理的历史阐释和价值证明。有研究指出，中国教育现代化应确立两个坐标：一是将其“放置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下审视”，一是将其“放置在世界历史、世界文明格局中审视，”形成认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大历史观”和“大世界观”，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打通区域、国家与世界。这就表明，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构成，也是世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图景，中国教育现代化既遵循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普遍发展逻辑，更深刻体现中国本土教育特色。因而，中国教育现代化又彰显出独特的世界意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跨越式发展、均衡发展、教育扶贫、现代化转型新经验；为世界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普遍性与适用性相结合、全球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新方略。中国教育现代化丰富了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并支持世界教育现代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难点与关键主题
中国教育现代化已经取得可喜历史成就。但立足新时代战略要求，仍面临诸多实践难点，突出表现为总体战略层面如何协调好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全面战略层面如何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运作战略层面如何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等必须攻克的难题。它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如既要关键指标领先世界、发挥政府主导的特殊优势、面向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应对大国竞争风险，又要相应地避免指标化诱发教育系统风险、抑制全域自主创新、脱离人口规模巨大国情和降低国际化发展意愿。攻克这些实践难题和现实挑战，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创新与发展蓝图，进一步明确中国教育现代化关键主题。首先要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第一要务，推进世界教育现代化新征程，创造世界教育现代化新境界，开辟世界教育现代化新未来。其次是构建中国教育学，“以中国立场、视角、价值和方法，分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总结教育规律”，不断总结和创新教育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方法论，为教育现代化新征程、新境界、新未来提供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支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和发挥好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底蕴、以改革创新为不竭动力、以超大规模人口为发展潜力，奋力向教育强国战略愿景稳步迈进。
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近年来聚焦和关注的重要话题。构建中国教育学，为教育强国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和理论支撑，是中国教育学者的时代使命和责任，也是自身知识增长的重大机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动力，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越来越凸显中国特色和中国自主。
（一）重构中国教育学内外关系，促进知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涉及一系列关系问题，包括中国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国外教育学、中国教育实践以及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中国教育学内外关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研究普遍认识到，中国教育的高速发展使得西方教育学已无法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有研究指出，中国教育学“以中国教育发展为主体深入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强调以中国为主体深入研究，并不是要摒弃阻隔内外的联通，而是提倡两者之间的创造性转化。尤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要处理好中国教育学与人类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提出“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双循环方式，以“内循环”为原动力、以“外循环”为助推力，同时促进“双循环”的畅通，从而保障知识建构的效度，构建出面向教育实践、具备文化适应性的教育学知识。中国教育需要对世界教育思想进行借鉴，中国教育研究也必须对世界教育知识体系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二）推动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促进知识的体系性建构
学科是知识体系化的成果，教育学一级学科以及教育学交叉学科的发展促进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目前，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正置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而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则置于新文科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研究提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主动适应新文科建设“大、新、用、跨”新理念的要求，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建设。数字技术对教育领域的介入和变革，使知识生产的主体得到扩充，智能机器是知识生产的“新生产者”，与人的知识生产形成补充，这既为中国教育学发展赢得与时代同步的机遇，又使我国面临亟待转变知识生产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时代使教育学学科边界不断扩充，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中国特色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样也推进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我们应梳理教育学前辈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如张敷荣对中国特色课程与教学论的建设、黄济的中国特色和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哲学新体系的建设等，挖掘其价值，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
（三）教育研究紧扣中国特色，促进知识体系的内源性生产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利用好本土资源，推动教育理论的内源性生产。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党的领导地位。中国近现代在引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法规、举措、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二要发挥中国教育实践和中国教育改革对本土建构的支撑作用。一方面，中国教育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发挥了对教育理论的建构作用。中国教育治理的丰富实践和成功经验，已经初步成为教育治理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教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要充分尊重中国教育自身发展规律，通过对中国教育独特的模式、成就与经验等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将其上升为教育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催生新概念、新理论。教育改革实践为概念创生提供了良好生态。如新课改推行过程中，诞生大量新概念。概念是知识生产和理论体系的基石，概念的创生推进教育理论的发展。教育学者的研究路径，应从大量教育实践中的现象出发，对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出反映现象的本质，形成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三要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巨大价值，一方面，“中国的天人合一、伦理至上、通学、知行合一等思想，对西方知识体系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则、教育方法，已融入理论体系，并发挥了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五、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高质量”意味着教育在“质”与“量”维度努力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发展，这既是教育本质和人民教育需要，更是教育发展的集中指向。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等提质扩优”，将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强国建设战略。
（一）优质均衡：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路向
深度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既是国家之本，更是民心所盼。首先，惠及全体并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且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现阶段，除城镇初中短期内仍面临承载能力不足的扩容压力外，义务教育学校的需求量总体会持续缩减。有研究指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经由“本地逻辑”和“当地逻辑”向“属地逻辑”跃迁，以常住人口规模作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依据的分配正义、平等对待和尊严的承认正义，是新时代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实践的应然转向。其次，缩小城乡差距并构筑一体且协同的乡村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应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之下，配套“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一体化规划”和“城乡教师队伍建设一体化规划”两个相互协调、互成一体的子规划。另外，以特色化建设探索全面且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优质学校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特色化建设是基于优质学校独特的价值假设和优质教育的现实诉求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稳定的办学方式和实践样态。有研究指出，特色化高中建设应以学校分类发展为落脚点，建立系统“育人观”，着力扩大优质资源、推动多样化发展和加强标准化建设，将“优质”作为关键词贯穿其中。
（二）优质创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势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发展。高等教育不仅要成为科学知识和高深学问的生产、传播中心，更要掌握相对系统和成熟的思想话语体系。坚持自立自信，以制度优势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促进话语主体转向中国。要以“优学优教”为方向，推进教学范式深度变革。有学者认为，注重追赶性、选拔性和学术性理念导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教学范式的转换旨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与系统性知识的建构。因此，要在教学中关注大学生学习的个性化特征，培养适应未来不确定社会的时代新人。要以“分级分类”为依据，探索新型学科、专业前沿建设模式。突破原有知识和学科边界，秉持“大、新、用、跨”的基本原则，探索学科开放性与融合性特征，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和规范的专业建设模式。有学者强调，新型学科专业要以重大问题为突破、以项目合作为载体、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功能再造为特征，从人才培养入手，建设类目清晰、视野融合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模式。
（三）优质融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定位
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发挥职业教育在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首先，以“互融互通”为核心，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有研究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三重涵义：一是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作为类型教育形成完备体系，三是职普系统相互融通、协同培育人才。有学者指出，要以实际行动重塑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促进制度牵引和立法保障；以高位统筹、提升质量，推动职普融通创新。其次，以“产教融合”为特色，探索校企间协同育人新模式。学界普遍认为，该模式的本质是一种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和谐共生的复杂适应系统。但现阶段，“产”、“教”两种类型系统协同缺乏理论指导和有效路径。深化产教融合须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加强平台队伍建设；探索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提升“产—学—研”协同育人水平。另外，通过“增值赋能”，助力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此，须打通技能人才与技术人才的“鸿沟”。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既要以有形技术固本，又要在境界上追求无形技术，追寻从“有形”进阶“无形”的价值理性，实现职业教育“以技进道”的技术旨归。
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相关论述以来，一系列相关政策稳步推进，使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工作指向更加清晰、部署不断深化。教育孕育未来，科技彰显实力，人才是战略资源，三者的协同配合对提升综合国力至关重要。
（一）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多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教育、科技、人才从“幕后”转向“台前”，从“隐含”转向“突显”，从“并重发展”转向“深度融合发展”，这种变化背后，有着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从多维视角来看，其政治逻辑体现为，坚决贯彻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其知识逻辑体现在，要充分理解知识分类分型、生产模式变革、知识价值秩序等相应的内在知识制度，以及构建基于知识社会功用的知识生产、筛选、评价和创新型人才选拔等相应的外在知识制度；其社会逻辑体现在，教育、科技、人才在主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之外，还有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要求；其文化逻辑体现在，实现“复原”和“革新”的双重功能，既要帮助国家和民族的新生一代建立起文化传统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要为他们迎接未经历的新的时代和社会做好准备。
（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关系结构
我国进入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时代，发展目标、内容、动力都发生了质的转变，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指引和路径选择，须强化对三者内涵及关系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其“新”体现在，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等概念予以整合论述，形成一体化发展理念。促进强国建设，不单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某一维度的发展导向，更应落脚于三者协同发展，全面落实中国教育水平、科技实力、人才培养的创新性要求。其难点在于，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仍存在高质量教育供给不足、创新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创新生态要素和主体协同机制有待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的历史嬗变，经历了非同步出现的弱关联阶段、同步存在的明显交互阶段、多元联动的整合发展阶段以及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度融合的一体推进阶段。经过不断重构调整，教育、科技、人才形成了一体联动的协同运行关系。其中，教育是协同运行的基础，应以前置的方式体现其优先发展的重要性；科技是协同运行的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支撑；人才是协同运行的纽带，是科技发展与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
（三）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呈现高等教育系统主导、多主体协同融合的形态，创新是这一体系运行的原动力。在实践路径上，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和产业发展路径统筹协调，关键是形成整体合力，把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放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和布局。高等教育系统作为高端人力资本生产者和拔尖创新人才筛选器，作为教育、科技与人才的集中联结点和交汇处，通过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呈现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之间的联动效应。高等学校要树立“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大教育观”，加快构建一流学科体系，以针对性、个性化的教育教学和跨学科、交叉性的科教协同，培养具有原创性、突破性的拔尖创新人才，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多样化方向纵深发展。加快汇聚全球一流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型企业等优质资源，打好政府和市场组合拳，创新组织模式。要充分鼓励“政产学研用”场域多主体参与，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科技人员带着科技成果创办、领办、合办科技型企业，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通过创新链的驱动、人才链的滋养，让产业链更“枝繁叶茂”。
七、走好人才自主培养的中国道路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教育强国建设为目标，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重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既是年度教育工作重点，更是教育研究的时代课题，专家学者们对此主题进行了积极回应。
（一）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需有新思维
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培养是根本。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成为一项极其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以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深入思考“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这也意味着，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理念赋予新内涵，对人才培养规律阐释提出新认识，对人才培养途径指明新路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亟须有效的理论回应。有学者认为，要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才自主培养”重要论断的生成逻辑、时代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实践逻辑，将其作为解决建设“人才强国”、“教育强国”突出问题的实践路径。也有学者指出，更好自主培养大量高水平创新人才，其关键是构建中国特色人才培养理论体系。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才培养糅合了世界现代性教育文明要素与中国原有教育文明要素之间的频繁互动、交融转化以及创新发展。
（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需扎根本土经验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必须扎根中国本土经验。有学者聚焦具有中国特色人才选拔制度的高考，分析了从“一育”到“五育”的历史演变，认为这是国家对“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首要问题认识不断深化和对人才应具备的能力与素养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人才选拔考查维度的历史演变，又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阶段变化息息相关。有学者考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政策表述演变，发现其先后经历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人才培养目标的政治性要求与专业性要求的有机统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人才自主培养的重中之重尤需重点考察。有学者指出，我国在拔尖人才培养的历程中形成了注重追赶性、选拔性和学术性等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理念导向。针对我国人才自主培养的痛点和难点。有研究指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统一高考与高校自主选拔、早期选拔愿景与实际培养困难、国家政策目标与高校培养责任、资源投入需求和公众公平质疑等多方挑战和实施困难。有研究认为，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还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三融”改革贯彻落实，在培养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破解的实践难题。
（三）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需找准着力点
“全面”、“人才”、“自主”和“质量”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四大关键词。有学者侧重从“全面”切入，提出人才自主培养要着力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服务支撑，着力于为世界培养人才的长远目标提供有效教育供给，着力于为未来社会变局和技术挑战提供充分教育应对。有学者侧重从“自主”切入，指出高校要增强自觉性、坚定自信心、提高自驱力，积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走出一条坚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之路。有学者侧重从“人才”切入，提出要坚持本土与国际交融，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有学者侧重从“质量”切入，认为当前我国大学质量文化应从合格质量向创新质量转变。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坚持点面结合，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是其中重点。有学者提出既要关注人才自主培养的“均值”问题，更要在“拔尖”上真正下功夫，尤其要重点关注如何培养指向“钱学森之问”的创新人才中的佼佼者和能够实现从0到1范式突破的高水平“创新人”。也有学者从数字社会持续变革介入、从人才自主培养教育生态切入，提出通过教育数字化变革有效支撑个性化学习，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供给，以数字教育赋能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探寻智能时代“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之道。
八、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系统思维与协同推进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为一项常谈常新的重要议题，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新阶段被赋予了新使命与新要求。
（一）以系统思维为引领统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眼于集中力量突破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和考察教育发展。有学者指出，教育嵌套于社会之中，教育改革不能脱离社会支持只在教育系统内进行孤立的自我改革。教育改革发展依然面临着均衡性问题。县域教育资源被地级中心城市吸附而走向衰落，在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异。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同样具有时代紧迫性与特殊重要性。此外，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亟待持续优化。“减负”作为由来已久的问题，需转换思维定式，以“必要的无知”打开“潜在的知”，既可开放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可能性，也可激发更丰富的教育想象力。要坚持系统思维，正确处理好教育各个子系统与整体及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共同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促进教育在区域、类型、层次、结构上的协调性与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在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须关切顶层设计的情境性，保持理性、自然、开放的系统观和系统变革的活力，激活各个子系统的发展动能。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挥政策、制度、机制的价值驱动与战略牵引作用，加快推动教育体系与教育系统走向更加系统性、综合性的集成。
（二）以优化教育结构为重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调整与优化教育结构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环节。人口与教育资源配置是教育政策的核心议题，人口变动深刻影响着教育资源配置。有学者指出，我国城区小学和初中的学位需求量将很快迎来峰值，在短期面临承载能力不足的扩容压力；而乡村地区学位需求量持续缩减，出现城区承载能力不足和乡村资源闲置问题。随着少子化趋势，不同层次教育的专任教师需求量也呈现差异，需要依据学位供需结构变化，构建前后学段衔接的区域教师资源结构体系。学科与专业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载体，建设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形成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群，推动高水平人才培养，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结构调整的重点。
（三）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我国教育治理的丰富实践体现了中国教育学与教育治理模式内在的文化秉性，突出表现在国家与地方力量、政府与民间社会的相互结合，展现了教育治理中共治、共建与共享的特点。推动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可立足树立多元共治理念和把握数字治理现代化两个着力点，以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为牵引。有研究指出，要把握评价的底层逻辑，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情，切合中国实际，凸显中国特色。围绕评价的主体要素、价值要素、操作要素和支撑要素，保证政府统筹评价，师生、用人单位、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参与评价。通过分类评价引导高校特色化发展，破除“五唯”桎梏，探索增值评价，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积极探索智能技术赋能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通过大数据刻画并呈现教学过程与教育质量，革新教育评价方式。
九、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形态
教育数字化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面对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催生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一）教育数字化为中国教育发展注入新动力
当前，中国教育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大规模应用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我国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首先，以数字化促进教育个性化。有研究指出，人本理念决定着教育数字化必将走向高度个性化和精准定制化的发展道路，这将推动“大规模的标准化教育”转向“大规模的个性化教育”。其次，以数字化达成教育优质均衡化。有研究提出，数字化支撑了教育实现多方位多层次的均衡，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和学习匹配度不高等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有效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此外，以数字化助力全球教育共同体。有研究指出，数字化支持在全球教育发展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加强数字教育资源的国际开放和共享，促进教师、高校、平台间的全球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在数字教育标准规范制定中的国际话语权。通过构建全球教育数字化共同体，提高优质资源流动性，推动课程共享、学分互认，服务数字社会，培养数字公民，提升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能力。
（二）教育数字化塑造数字教育新形态
数字教育通过信息跟踪挖掘、数字回溯分析、科学监测评价等，描绘学生成长轨迹，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呈现数字教育新特征，塑造人类教育新形态。
有研究指出，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与工业时代教育形态有着质的差别，在教育理念、体系结构、教学范式、教育内容、教育治理五个维度具有新的内涵和要求。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智慧教育具有育人为本、场景感知、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等关键特征，另外，数字教育凸显人机融合发展。有研究指出，人机融合是人的数字化表现形式，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标志，需要重新定义教育模式、评价、管理与服务方式，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从教学方法、组织方式、评价模式方面进行全流程的创新实践。有学者认为，应从人机协同的多向互动转向“教师—学生—机器—教育环境”多元交互的人机融合，形成超越人机各自智能的新型智能形式，重构教育者本体。通过利用数据要素建立跨界、开放生态的学校与学习系统，突破传统封闭的教育系统的限制，从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构建与数字教育相适应的教育发展新生态。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亟须数字教育新治理
随着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在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带来新的伦理风险，亟须推进数字教育治理。有研究提出，确立人的发展是数字教育新治理的基本立场，体现“人（性）化”，要“激活人”，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最终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生态。
面对数字化转型会带来的数字鸿沟与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研究指出，要秉持社会正义和道德关怀立场的“数字正义”，以关系正义理念巩固教育公共性。在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共同体框架下，构建一个更加公平、负责任和高透明度的算法系统。面对技术应用伦理风险，研究指出，应守住育人的人格主体底线，通过立德树人对“人机融合”进行价值引领，达致良法善治下人机融合的重新偶联，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新范式。当前，学校、父母教育权在面临革新机遇的同时面临去中心化，传统知识生态受到挑战，需要重构教育场域中各主体关系，以及各法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形成结构化规制体系，实现教育风险的“全流程、全方位、全体系”规制。
十、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基于这一时代命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一）系统谋划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遵循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教师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构成和实践前提。有学者提出，要不断提升教师教育体系与其他类型教育的协调性，支撑各级各类教育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发力点。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是强力支撑乡村振兴的教师教育体系。有学者指出，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仍需在培养补充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师教育体系建设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以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开放协同联动，以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国优计划、优师计划等政策举措促进师资供给均质化。
（二）科学规划以教育强国为目标的教师教育规模结构层次
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决定了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时空结构。由于人口增长放缓，未来的教育规模呈现紧缩趋势，小学阶段呈现先小幅增长后持续下滑，初中阶段呈现波动起伏的趋势，未来的教师资源配置将面临不足和过剩的交替、乡村音体美学科教师的结构性缺编等挑战。根据教师需求结构变化，优化教师教育规模结构与资源供给成为重要议题。要大力推进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逐步实现由中专、大专、本科组成的三级教师教育体系升格为由本科、硕士、博士组成的三级教师教育体系；师范大学应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重视科学教师教育体系建设，通过扩大科学教师招生规模和整合专业及资源优势，优化科学教师培养培训体系；通过培养多能型、全科型教师，缓解城乡及学科教师结构性供给不均等问题；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教师教育的融合，探索教师教育的新路径与新模式。
（三）筑牢基于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理论根基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建设，亟待深入研究教师教育发展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教师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内在统一体。研究真问题应推进循证教师教育实践，以数据为驱动，助推教师教育改进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教师教育知识生产必须要建设好教师教育学科，创新教师教育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模式。加强教师教育学科与文理基础学科的集群发展，联动优势学科形成交叉学科视域下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把握算法时代的技术变革在教师教育主体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教师教育研究中引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跨学科新方法与新技术。
来源：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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