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社会进步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提高职业教育的育人质量必须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之路，各地各职业院校也都在各自的办学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尝试探索。然而，从近几年的运行情况看，合作效果却并不理想，推行过程也并不顺利，普遍存在着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很多学校的校企合作徒有虚名，甚至难以为继。
为此，一些专家学者强烈呼吁国家出台促进校企合作的专门条例，通过立法来强化企业的校企合作责任，以期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落到实处。对此，笔者并不否认立法的强制作用，从理论上讲，此举甚至不失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便捷之策。然而，要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纵使出台再多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严格执行，也未必能够立竿见影，更不可能标本兼治。
以就业准入制度为例，虽然因为现代工业发展历程的差异，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实施得那么早、那么细，但推进的速度却不算慢，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自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之后，到2005年年底，我国已有8个大类职业、66个种类、413个小类、1915个细类（职业）纳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范围之内。
按照就业准入制度的设计思路，公民要想取得就业资格，就必须要接受相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否则就不能被用人单位录用。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企业老板可以随时随地招聘员工，不仅廉价、快捷，甚至可以不计较年龄、不考虑职业基础。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自然没有任何兴趣和热情，多此一举地花钱、费力去尝试校企合作。而且，从实际合作结果看，很多企业“冠名班”学生屡屡爽约，也极大地挫伤了合作企业的积极性，最终导致企业逐渐心灰意冷。
与就业准入制度背而驰的是，我国用人单位目前仍然普遍执行着陈旧的“学历准入制度”，学历要求在就业招聘中所占的条件比重偏大，有的甚至是一票否决，绝大部分用人单位只看学历不重技能，甚至提出非“985”、“211”学校不取得的极端做法。而在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就业准入制度则被视作至高无尚的“高压线”在严格执行，对于公民来说，即使你读到了本科、硕士、博士，如果不经过职业院校或机构的职业培训，也无法找到接收单位，得不到就业机会。这一举措从源头上扼制了就业准入制度被“架空”。正因如此，才有了闻名遐迩的德国制造，才有了令人羡慕的澳大利亚职业无歧视，才有了被视为全球职教法宝的TAFE模式和学徒制（双元制）模式。
国外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能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当前，我们亟须要做的是严格将就业准入制度落实到实处，从体制上保证职业教育优先发展，保证基于职业资格的人才使用规范有序。唯有如此，校企合作才有希望，职业教育才有出路，中国的经济腾飞与教育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中国教育报》2011年12月22日 王寿斌 文）
（摘自《教育文摘周报》201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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